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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窥深圳奇迹——读《深圳奇迹》有感|文泰读书会

发布时间:2019-10-12

文:宫常恩 中国人民大学2010级企业管理专业

【书籍信息】

书名:《深圳奇迹》

主编:张军

定价:62.00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核心经济学期刊《世界经济文汇》主编。2015年10月,张军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与林毅夫、樊刚一起以高票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内容简介】

提到深圳,许多人就会想到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这些杰出的民营企业。深圳确实是民营企业的热土,而这些民营企业,不仅影响着中国发展,甚至对世界发展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些企业的成功既得益于深圳提供的条件,又为深圳未来的发展贡献了更多的机遇。本书为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老师主编的作品,从深圳的地理环境、政策支持到产业、金融、转型等,全面解读深圳的成功经验。

下面是9月文泰校友读书会最佳读书笔记分享,由中国人民大学2010级企业管理专业宫常恩校友提供。

初窥深圳奇迹 ——读《深圳奇迹》有感

一日到书城淘书,于入口显眼位置看到了这本去年成书今年出版的《深圳奇迹》,马上想到全市上下掀起的“学深圳、赶深圳”热潮,通过百度得知主编张军乃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是国内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怎么犹豫就买了下来。读罢,知晓此书是张军教授主持的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的副产品,分9章从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各个角度,对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奇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专业剖析,读完全书就像读完9篇高质量的专业论文,让我深深折服于编者团队之专业、内容涉猎之精深。现对全书内容和个人感想做简要回顾总结。

“奇迹”诞生的原因

深圳“奇迹”诞生的最主要原因,可以用天时、地利、人和加以概括。

天时: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对于40年前的我国领导人而言,这并不是一项可以事先精细设计、完整预测的简单工作规划,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知识储备。邓小平曾经说过:经济特区是一个试验,中国的整个对外开放也是一个试验。既然是试验,那么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最稳妥的方式就是选择试点进行先行先试。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贸然开放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风险和代价极高,而深圳地小、人少、风险低,可以通过在这里开展体制试验、吸引港澳资本,进而向西方投资者证明中国政府开展改革的决心。此外,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期、先后出现过四次的大规模“逃港”潮,也对领导人选择深圳建设特区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之,深圳这个人口不足3万的小镇在40年前突然就被从天而降的历史机遇砸中了。

地利:毗邻香港的“小兄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制造业遇到了空间狭小、资源短缺、成本高涨、竞争激烈的严重阻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已迫在眉睫。恰逢特区成立,深圳政府颇有远见的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形式,将电子、机械、五金、化工、塑料、纺织、服装、玩具、食品等香港主要制造业悉数收纳,逐渐形成了深圳负责生产、香港负责提供生产服务的“前店-后厂”模式,为深圳第一次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此外,在此后陆续出现的取消粮票、打破铁饭碗、工程招投标、用工合同制、效率工资、土地使用权拍卖、房地产商品化等改革,无不是深圳从香港学习、进而推广到全国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圳就是吃着香港的“螃蟹”成长的。

人和:“来了都是深圳人”。在纪念特区建立30周年时,深圳报业集团发起了一项活动,评选“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这其中,就有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来了都是深圳人”。回顾四十年的发展,深圳依靠的就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吸收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和资源。经济学家樊纲在总结特区成功经验的时候提到,“当人口以外来人口为主的时候,本地人的利益格局很容易被冲破,改革就很容易推动。”源源不断的移民,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活力和拼搏不息的创新精神。作为“父母官”,深圳市政府多年来为招揽各类人才,陆续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在深圳的各个区之间,也为满足各自人才需求,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人才大战。除了数额令人咋舌的各类物质奖励外,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有深圳对人才给予的精神奖励,如建立全国首个人才主题公园和人才星光大道,每两年认定一次鹏城杰出人才,对有卓越贡献的人士授予深圳经济特区勋章或荣誉称号等。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满足了不同人才不同层次的需求,深圳市政府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奇迹”背后的困境

蜕变成奇迹,不代表一帆风顺;已然是奇迹,也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天时地利人和的特殊禀赋时移世易,深圳的奇迹“依旧笑春风”。

特殊地位的弱化。作为与深圳同时被确定为第一批经济特区的珠海、汕头、厦门,今日看来,很难想象他们曾经与深圳站到同一个舞台上,甚至他们曾经有着比深圳更为雄厚的基础。虽说三市“泯然众人矣”各有缘由,但其中最重要的共性原因,就是改革开放由点及面逐步在全国范围推开,昔日特区的“政策洼地”带来的虹吸效应不再,高速发展失去了最大前提。此外,特区极为有限的面积也严重影响了城市后续发展所必需的土地供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圳果断将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换挡至经济转型,先后经历了三次比较明显的转型。第一次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量涌入为标志,让深圳从以转口贸易为主,快速走向工业化。第二次始于90年代中期,将高科技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比广东推行的“腾笼换鸟”政策提前了十多年。第三次则与第二次相联系,以服务业的蓬勃兴起为标志。为此,2009年,深圳市委推出了涉及全部46个部门的整合改革方案,减少部门15个,98名局级领导、139名处级干部、199名科级干部被列为了再安置对象,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改善了营商环境,推动了产业升级。

香港发展的颓势。只要稍微留心广东经济发展便可发现,以香港为中心呈现出了明显的涟漪特征,即距离香港越近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快。深圳发展的背后更是有着明显的香港身影。可近年来,香港的发展令人担忧。第一,在内地被西方封锁隔绝的情况下,香港作为支撑内地对外开放的唯一港口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这一功能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推开而逐渐弱化。第二,在向珠三角转移轻工业后,香港并未像其他“三小龙”那样加快制造业升级,而是选择了以金融、地产等为代表的服务业,这就使得香港的产业结构,难以从内地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得高分红。第三,从人口结构上看,香港已经步入迟暮之年。由于房价畸高,各行业垄断势力有增无减,加速了香港年轻人向内地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了有效劳动力的不足。与此同时,深圳政府在90年代中期就清晰的认识到,“前店-后厂”模式给深圳带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让深圳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遂果断调整方向,以公布《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为标志,集中打造高新技术产业。从此,深港两地相互获得直接发展动力的历史基本画上句号。

人才资源的难题。深圳种类繁多、吸引力巨大的人才政策,除了体现出深圳的城市精神和政府作为外,其实还透露着城市深深的无奈。深圳建市不过四十年,各阶段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基础落后、资源匮乏,要推动城市发展,只能采用这种急需现招的方式招揽人才。但是,这背后的代价是相比于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深圳每引进一位高等教育人才,就要多花费数万元的成本。为了补足短板,深圳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特区创办的第三年就举全市之力创办了深圳大学,从2000年开始创建大学城、与清北等名校联合创办研究生院,2011年又建设了“自主招生、自售文凭”的南方科技大学。可是,创办高等教育需要时间与资源的沉淀,这不是一件短时间内可以轻松追赶得上的事情。而且,随着深圳房价的不断攀升,外地年轻人才赴深留深的热情也在经受着考验。总之,解决深圳的人才资源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奇迹”带来的启示

本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原则,从翻开此书的第一页开始,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的,就是“深圳奇迹能给青岛发展带来什么启示”这个巨大的问号。“赶深圳”始于“学深圳”,而“学深圳”,首先要“学深圳人”。书中深圳市政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以下三点。

“保姆”式的服务理念。深圳市前市长许勤曾表示:“深圳政府从来不干预企业做的事,我们做好‘保姆’。”以一事为例。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企业在税收等许多政策上可以享受优惠,但在历史上,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却并不非常明确。这就使得一个地方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科技部门的积极性。现实中,有的地方科技部门将认证作为一项权利,而深圳市的科技部门将认证工作作为对企业的一项服务,积极主动为科技企业争取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结果显而易见——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不得不说这与深圳科技部门的“保姆”式服务是紧密相关的。

较中性的产业政策。深圳的产业政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产业政策。以当下最为闻名的手机产业为例。深圳的手机制造产业从萌芽开始,就没有受到太多来自政府层面的有针对性的限制或扶持。从最开始走私贩卖泛滥,到山寨机大量生产,深圳市政府对这些现象都采取了相对容忍的态度,限制性政策仅仅局限于次数有限的整顿。直至深圳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集聚地,也只有福田区在2008年建立了全国唯一一家地方通信和手机产品检测入网平台,进而降低了珠三角地区手机制造商的检测成本这一项针对性政策,除此之外,包括税收、补贴、用地、投资等方面的扶持性政策再无其他。在这个几乎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手机产业实现了不断地发展、集聚和升级。这靠的不是政策资源,而是全国最优质的公共服务。早在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的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中就提到,有效的产业政策仅仅局限于协调信息与合作、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等非常中性的方面,而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针对特定产业的重点培育和扶持。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深圳手机产业多年来面对的就是一种中性的产业政策。

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前文已经说过,深圳第一次腾飞靠的是与香港之间“前店-后厂”模式分工。在进入21世纪后,在土地供给严重不足与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深圳企业出现了三波外迁潮,进而形成了新的“前店-后厂”模式分工,只不过这次深圳承担了前店的角色,东莞和惠州扮演了新的后厂。对深圳来说,这绝不是单纯的被动受损。毕竟,“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发展定位,不应该也不会只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要功能的城市。随着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建设的推进,三地间的协同发展无疑为深圳“腾笼换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对青岛来说,能否通过加强与周边城市的紧密联系推动我市走上更加集约化发展的道路?又能否“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在深企不断外迁的过程中“分一杯羹”呢?

短短一文远不能涵盖《深圳奇迹》的丰富内容。读罢此书,我想,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禀赋,每个城市也都有个性化的困难和短板;努力成为“北方深圳”也不是要邯郸学步变成深圳,而是说青岛有条件、有能力在国家发展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只要我们能坚持放大坐标找不足、提高标准找差距,把“深圳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做到”作为目标持续改进工作;同时,最大化释放出“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等国家战略的政策红利,利用好毗邻日韩的地理位置特点,发挥出土地储备充足、历史较为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自然环境优越、教育卫生基础扎实等比较优势,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化大都市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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